目前，美国的政府政策煸起穷奢极欲的消费时尚。在世界所有发达国家中，美国的消费税是最低的。这样的政策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呢？

    一项计划周密的调查结果表明，公众已经开始认识到这种欲壑难平的消费是不明智的。人类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攀比趋向，收入愈丰、处事愈多、阅世愈深、就愈爱面子、愈讲排场。而且因为攀比水准提高了，人们反倒不如从前快乐。以我们对中彩的人所做的调查为例，这些人中彩之时欣喜若狂，但是一年之后，他们的快乐平均值仅从6.5增至6.8(以9分制测算)。相反，那些不幸中风瘫痪的病人，一年之后，平均快乐值仅从6.5 降至6.0（Sobel and Ornstein,1987）。

    人在极度贫困的情况下，滴水之收往往带来涌泉之喜。但景况好转以后，更多的收入并不能使他们的快乐增加多少。这种现象的确屡见不鲜。正如心理学家罗伯特·索贝尔和医生大卫·奥恩斯坦（1987）所描述的那样：

    ……在我们这种文化背景下，一个人一旦获得了最低限度的财富——如拥有一辆汽车（即使它不是最好的）；有足够的栖身之所（即便并不富丽堂皇）；有条件受教育（即使只是在州立学校）；有充足的食物（即使不是美味佳肴）——这时，财富的增长似乎并不象我们想象的那么重要，可以肯定的是，纯为经济收入而改变我们的整个生活是不值得的。这里有一个最低的限度：如果价钱想让金钱带给你快乐，那么你就必定是一个穷人。

    在一个压力不断增长的世界中，我们必须记住什么能使我们快乐。可我们总是忘记了这点，继续沉湎于购物欲中而不能自拔，并形成了永不满足的令人担忧的恶性循环。

    经济学家可能会说，在达到了一个可接受的最低限度之后，人们对更多的财富、经验或成功的渴求会迅速增加。其中一个原因是人的期望很容易膨胀。当过去我们只拥有一台黑白电视机时就已经知足了，但是现在我们又有了一台大彩电，由于我们的期望值增加了，所以认为彩电也不过如此，而且对电视也一再那么情有独钟了。又如我们做了一次讲演，并因此得到一笔酬劳，也许最初我们会大喜过望、激动不已，但很快我们会期望酬劳更多，并且不再会因此而感到格外激动。

    我们的思维总是很主观地试图把一些不相关的东西联系在一起，那么我们是怎样审时度势、判断是非的呢？索贝尔和奥恩斯里（1987）告诉我们，对事物的判断取决于我们作判断时所选择的参照物。

    ……许多人苦苦追寻幸福和地位，而他们往往是被人误导才这样做的。其实，能给人带来快乐的并不是那些难以忘怀的、轰轰烈烈的、可歌可泣的大事件；也不是那些堪成追忆的成功和灸手可热的权力。相反，许多经常被忽视的日常小事，甚至是一些琐事和一些显而易见的经验，却能带给人更长久的怀恋。
    穷奢极欲的生活往往使我们忽视机体平衡和日常小事的需要。也许我们不能从一成不变的常规事件中找到持久的快乐，然而，就像一条狗可以千百次嗅同一痕迹而乐此不疲一样， 我们也能在日常琐事和新体验的平衡中发现快乐。穷奢极欲的生活、不循环、季节的永恒更替，大海的潮涨潮落和月亮的阴晴圆缺都能带给我们巨大的欢乐和愉悦。可以肯定地讲，自然的变化绝不是司空见惯的老一套，其中肯定有某种“有变化的重复”，这正是生活的基础。穷奢极欲的生活否认这种基础。简言之，人类关于快乐的态度处于动物和神之间的某个位置，这就是说我们的生活并不像动物那样完全为季节的更替所支配，但是，也无法完全摆脱自然力量的影响。

    如果完全拒绝这种动物式的循环往复的快乐 ，我们将会别无选择地被遗留在那孤芳自赏的神仙群落中。但我们毕竟不是神仙，因为我们的生命很有限。我们也不能像猎狗那样可以从千篇一律的日常生活中得到无尽的快乐，因为我们的大脑已经进化，而且敏捷异常。我们常常只能在一些更复杂——这正是穷奢极欲生活的基本点——时间将永远不够用；如果每件事都司空见惯——既简单又熟悉——无尽的寂寞时光就会沉重地压在心头。

    古训讲平衡或中庸是必需的。 为了达到平衡，我们需要的也许是宁如猫狗而少羡神仙。我们没有时间去注意夜雨中闪光的雨帘，或者去倾听雨打芭蕉的声音；在茫茫的夜雨中，我们把车速越开越快，飞速穿越高速公路上的一道道白线，似乎与前方茫茫夜色中的某样东西有不解之缘。我们既是游鱼又是钓鱼者；我们在占在物质的同时又反被物质所占有。时间成了我们最终极的渴求，而且我们匆匆追逐的脚步总是与我们的追逐匆匆错过。

    政府应该采取行动让人们按新的方式生活——如果我们对生活多一些感激而少一些奢望，我们对幸福的追求就更容易取得成功。这一系列的行动应通过政治引导和改革来完成。

    当然，这样作决不意味着政府将会促成一种大众对物质财富大加鞭挞的文化氛围。历史学家西奥多·泽尔丁（Theodora Zeldin,1994）观察到一种特殊的思想体系，在这种体系中人们信奉少说话多办事。唯物主义将继续是我们的意识形态；而且它必定变得更加完善。进一步讲，正如泽尔丁所述，尽管消费并非现代社会追求的终极目标，然而，自甘贫困在可预见的将来也不太可能被人们接受：

    人们孜孜以求的，与其说是消费（consumption）,不如说是完美（consummation），因为人们追求的是最大限度的快乐，而不仅仅是期望享有自由的时光。在多数情况下，最刻骨铭心的经历来要与他人共享。第一代绿色和平组织成员向我们建议，消费越少越好，但这只是一种古代禁欲主义的余孽。禁欲主义已多次被世人所拒绝，而且可以肯定，只要世上还存在不平等，只要还在人仍在努力抗争以摆脱贫困，只要还有人从未享受过饫甘餍肥的生活，禁欲主义就会继续遭到人们的拒绝。

    在一个贫富差别日益增大的社会中，那种自甘贫困的做法似乎很难找到市场。对政府来讲，当务之急应该是制定政策，以帮助我们实施一种更加有节制的和更加开朗的实利主义。在这种改良的物质享乐主义中，我们充当的角色是为达到人类终极目标所采取的手段，而这一终极目标就是使全人类快乐，而并非只是把它定位在物质享乐主义的基准上。
    人们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满意的工作与满意的休闲活动之间有许多共同之处。这些共同之处，就是“畅”（flow）的感觉。

    为维持既往所得并使自己不断增加心理承受能力，人们参加一些宠辱及身的活动是很有必要的。挑战，常让朋友成异已；技艺，能使陌路成至交。成年人在工作时所经历的“畅”比在消闲时多两倍。在人们进行休闲活动时，最高时境界的“畅”常常出现在那些积极的活动中，如唱歌、打保龄球、骑自行车、在地下室的车床上造把椅子、写写小说等等。儿童们喜欢“畅”，但机遇与才能的失谐，会越来越严重地窒息孩子们对复杂事物的好奇心。当他们知道厌倦与烦恼是家庭、学校乃至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法则之后，儿童们就丧失了探索新事物的热情、兴趣和愿望；他们对身边许多活动的机会视而不见，尽管被动的娱乐活动不会带来快乐，但儿童们仍把它当作打发时光的惟一的消遣手段。

    最后，在休闲活动中人们所花费的外在能量的多少与人们的快乐程度成反比。人们在营造环境时所费的力气越少，在娱乐活动中得到的快乐就越多。奇克森特米哈伊（Csikszntmihalyi）报道了在不同休闲活动中人们所感觉的快乐程度和所消耗的外在能量间的这种反比关系（对妇女来说尤其显著）：

    换句话讲，在休闲活动中，人们从周围环境中索取的越少，他们得到的快乐就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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